总统乔·拜登最近访问印度和越南标志着政府最近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和技术“去风险”的一个信号。这次访问紧随拜登8月发布的行政命令,誓言阻止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于从事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敏感技术的中国公司。
全球风险投资时代似乎正在结束。然而,当华盛顿试图限制跨境资本流动时,美国可能会失去自己获得中国技术和长期致力于全球投资的机会。
虽然该行政命令意在狭窄地针对关键技术的军事收购,但它体现了对高科技风险投资关系日益增长的审查,尤其是美中之间的。作为一个高调的重新定位,红杉资本最近分拆了其高度成功的中国业务。7月,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通知4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将调查它们在中国的投资组合。这些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制定者日益担心,投资联系已成为中国可能超越美国技术主导地位的一种手段。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斯纳穆尔蒂是国会委员会的最高民主党人,他说:”美国人民不希望美国的资金和专业知识帮助中共推进可能破坏我们国家安全或美国价值观的技术。”
这些政策及其背后的焦虑假设跨太平洋投资是单向的,来自美国的先进技术只会推进中国的利益。但事实远非如此。尽管中国的早期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公司的技术转让,但这种情况早已过时。
如今,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全球创新来源,在许多领域具有匹敌或超过美国的国内能力。美中两国现在是彼此最大的跨学科合作伙伴,大量高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研究来自中美合作。在一些领域,如纳米科学和电信,美国更依赖中国。在这些情况下,技术转让的方向是相反的。美国受益于投资和获取中国产业的知识,这些产业比我们的国内产业更先进。
例如,福特汽车过去一直以其知识产权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现在它正在密歇根州建设一个电池工厂,使用来自全球最大电动车电池生产商中国当代Amperex技术有限公司(CATL)的技术。弗吉尼亚州州长格伦·扬金称福特和CATL的合作是中国的“特洛伊木马”,旨在破坏美国制造业。
但讽刺的是,不愿利用现成的技术才是减缓国内能力建设速度和吸收新突破的障碍。脱钩可能会在某些部门减缓中国创新,但它也会阻碍美国获得和影响中国不可避免的进步。
事实上,中国自己也意识到美国资本自由流动所带来的威胁,尤其是对关键技术领域。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提出,发展关键技术需要全国努力克服瓶颈,政府必须优先减少对西方国家技术的依赖。减少美国投资者的影响力也不例外。
北京也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跨境投资:2021年,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对乘车服务巨头滴滴发起了国家安全和数据违规调查,就在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不久;在其创始人马云批评监管机构后,蚂蚁集团的IPO被叫停。一项新的反间谍法已生效,导致人们担心某些跨境业务会受到惩罚。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最近的北京之行中指出,美国企业发现中国“不可投资”。
危险在于美国加入限制投资流动的竞赛,而不是发挥其风险投资业的全球影响力。美国风险投资对中国公司的融资已经放缓,去年降至13亿美元,为10年来最低,远远低于2018年的峰值144亿美元。乔治敦大学新兴技术安全中心估计,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所有投资交易中,仅有8%有美国投资者参与。目标行业的中国公司早已意识到美国先前的出口管制趋势,已经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